1920年，他在重庆的东水门码头登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开启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路，成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949年至1952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重庆也留下了他主政大西南的点点滴滴。

重庆，是一个在邓小平人生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地方：用人民币收兑银元券平息金融风波、与投机倒把分子打“大米战争”来平抑物价、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

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艾新全与林明远所著的《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介绍了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间做出的历史贡献。

艾新全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产生，而这一时期也为后来其经济思想的继续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最终成熟，提供了丰富养料。

“邓小平在西南时期的经济活动，既不同于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一个狭小且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实践，这时的独立性、自主性相对较强；也不同于后来他上调中央后面向全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实践，这时主要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实践活动。”艾新全说，当时的大西南是全国六大行政区之一，有23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7000多万人口，不发达的多层次的生产力。邓小平在这样一个特殊地区，主要是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但邓小平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西南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创造性地贯彻和发展。

以下三个故事讲述了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做好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工作。

平息金融风波

1949年12月10日，重庆刚解放10天，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等主要金融机构正式宣告成立。重庆市军管会发布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国民党货币及银元券作废，禁止使用。但是政府手中的人民币却占领不了市场。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缺少货币手段外，突出的原因是：人民政府初建，社会秩序尚处于混乱状态，群众对人民币还缺乏信任，潜伏的敌特伺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社会上投机倒把分子兴风作浪，城乡形成银元交易黑市，破坏了金融秩序。”艾新全介绍。

为此，邓小平做出一个决定，为减少损失稳定人心，不管群众手里有多少银元券都要收兑。当重庆市军管会发出告示“以100元人民币（旧币）比1元银元券的比价收兑群众手里的银元券”时，却出现了一场挤兑风潮，全市各收兑点纷纷告急，银行库存减少，汇兑的人有增无减。

刘伯承、邓小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听完重庆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的汇报后，邓小平果断地说：“只要能维持三天就行。我与刘司令员商定，立即调集部队所有的款子补充库存，再从邻近地区调集应急资金，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只调集应急资金能否摆脱困境？与会人员都很疑虑，邓小平只好向大家交底说：“早在半个月前，已经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出加急电，电请中财委急调1000亿至2000亿人民币（旧币）空运重庆，估计这几天就可运到。”

很快，在银行大楼前挤兑的人们惊奇地发现，银行铁门前奇迹般地堆放着成捆成扎的崭新人民币（旧币），门前排队的长龙渐渐消失。几天后，中央派专机又给重庆送来了几千亿人民币（旧币），解决了西南局的燃眉之急。

智斗投机商

1950年春节前后，重庆和成都的物价涨风突起。以重庆为例，一个月内，市场主要商品平均价格较1月份上涨1.92倍，面粉上涨1.99倍。

“这十分反常，以前重庆物价从未高过上海物价涨幅，但此次却远超上海水平。”艾新全说。

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多次召开财经会议商讨对策。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主要问题在于西南的收支不平衡。

以邓小平为主任的西南财经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来平衡收支，比如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券、收集社会闲散游资，裁军37万以减少财政支出，禁止银元流通、取缔黑市等。

此外，他还发现物价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投机商在背后囤积居奇，加上国民党特务从中捣乱，大有扰乱西南市场的趋势。邓小平、贺龙决定在成渝两地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战争。

重庆大阳沟，是当时与不法投机分子进行较量的第一线。那时，全重庆最有名头的米贩子都汇集在这里，他们雇人排队抢购粮店平价出售的粮食，又以远高1倍的价格转手抛出，造成物价波动，粮食市场紧张。

“他们涨我们也涨，到时候让他们吃不完兜着走。”邓小平召集重庆市政府和粮食局的同志研究对策。他宣布两项措施：一、由重庆市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万金安等依法进行查处，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二、政府国营粮店挂牌米价也由此前的7元上调至16元一担，各区街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作宣传解释。

不知内情的不法粮商趁机抢购、囤积，等候再涨获暴利。另一方面，邓小平却急令川东、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仅10多天时间，全市粮店统一挂牌：米价每担降为7元，大量供应。粮价稳定下来，米贩子惊慌失措，赔尽老本。牛角沱富民面粉厂的老板鲜伯良惊叹道：“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还会管理经济，是我们工商界始料不及的。”

修建成渝铁路

“来日难，来日难……作难的日子是哪件？外国人占了财政路权。财政路权被他占，国民都要受熬煎。”这首《来日大难歌》，唱的是四川人民几十年都无法实现的一个愿望——修筑成渝铁路。

“生在四川的邓小平，对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以来修筑成渝铁路、改变蜀道难的愿望是一清二楚的。”艾新全说。

1949年7月，邓小平在上海与兵工专家陈修和的一次谈话，更加坚定了他一定要修好成渝铁路的决心。

陈修和介绍说，重庆钢铁厂的完好设备和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年产4万多吨钢铁，但国民党政府还是把成渝铁路的修建拿给法国人来搞，后来因为内战又停下来。

“成渝铁路的准备工作做了多少？”邓小平问。“铁路线已基本勘定，不少段的路基已经铸成，内江铁桥的大桥墩已经修出水面。这些多可以利用，工期可以缩短。”陈修和说。

1950年元旦一过，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个月后的情况和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并详细汇报了修筑的方案。此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做过多次调查研究发现修筑成渝铁路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带动钢铁、机械、煤炭、森工等行业的恢复和发展。

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批准了修筑方案，并专门调拨一亿斤大米，作为工程的第一次投资。

1950年6月15日，盛大隆重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重庆佛图关下西南军区操场举行。自开工以来，邓小平便一直关注着工程的进展。参加当年修筑成渝铁路的原第二野战军老战士孙振华回忆：“铺成渝铁路从大渡口开始，铺到九龙坡时，邓小平同志带着他的老师汪云松到大渡口参观，坐的是平板车。那时根本没有票车，只有8个平板车修这条成渝铁路。火车冒的那个烟子，邓小平根本不在乎，他照样坐在那里。”

1952年7月1日，成都和重庆两市同时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从这一天起，成都到重庆的距离缩短了。仅用了两年时间，邓小平就实现了几代巴蜀人的铁路梦想。

“这条铁路带给西南人民的幸福是不能用数字计算的。永川的大米用火车运到重庆，运价只有从前的1/4，内江的糖运到重庆，运价也减少了2/3。成都的工商业者认为，成渝铁路通车后，有1200多种过去不能外运的西南特产，可以大量运往华东、华北和中原。”艾新全说。

沿线人民感谢成渝铁路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当时还流传一首《四唱成渝铁路》的歌，其中有一句唱到：“西南解放才半年整，修路就动了工，人民政府的好领导，坚决要把路修通……”(刘晓娜)